書說袁世凱死，死後冒出人頭，人頭聚成山頭，山頭割據地圖，可這一切究竟關係在哪？哪裏來了其他國家？本文希望從權力結構角度解析其關係，帶你理解「混戰」的機制。文章盡量不使用非DSE syllabus 的人物，務求簡化，只求用另一種解釋框架來讓內容明晰一些。除了第一節和結語有所深化，其他章節的撰寫目的，都是為了解釋勢力地圖的背後邏輯，幫助背誦，如果只想背書可以skip「北洋的概念」。
我們首先要知道，北洋軍本身處於帝制過後、現代民族國家軍隊建立前的中間狀態。非帝制容易理解，而現代民族國家軍隊，核心是服從於職位與制度，而非服從個人—— 軍屬於國，將領對士兵的一切權力來自他「將領」這個身份，而不是他自身。1 此處借助了韋伯「科層制」概念，科層制是指高度理性化的組織狀態，依制度、層級、規則、專業建立。與科層制相對的就是，如一些革命將領、袁世凱等這些依照個人能力、人格魅力構成，個人可以指令整個組織的狀態。然而，北洋軍本身是甚麼呢？回到袁世凱一課的開端，袁世凱天津小站訓練⋯⋯ 北洋軍是依附在袁世凱個人的，在整個北洋軍內，軍官之間的忠誠都更多建立在師承、提拔關係與軍餉來源之上，而從來不是「國家」或者某個其他抽象概念。
那麼想像一下，當你的升遷機會、所得資源多少全然仰賴某人的喜惡，你是不是必定要站隊？所以說，這樣的軍隊天然會向派系化發展。事實上，各家派系早就有苗頭了，各地很多將領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段祺瑞在整個北洋制度之中的位置是比其他將領要高一截的。
只不過袁世凱在時，所有主要軍事派系最終都必須承認他是可以分配資源與裁決衝突的權力中心。舉個不太適當的袁世凱一課「不尊重內閣」史實作類比，「唐紹儀任王芝祥為直隸總督，袁世凱改任王芝祥為南方宣慰使」就體現了袁世凱權力中心的地位。假設你是段祺瑞的屬下，段祺瑞分你到某個地方作為他勢力的延伸，袁世凱覺得這樣做段會過度坐大就會調走你，可能讓某個馮國璋的屬下坐你的位置。袁世凱的「竊取權力」「獨斷獨行」其實是他在這個軍隊系統中必須的行事風格，唯有這樣他才能夠約束派系的形成。
因此，袁世凱在時「北洋」是一個依附於袁世凱的共同體。換句話說，如果站在國民政府的角度，你依然可以將「北洋」視作一個大的派系。
然而，這個局勢完全依賴袁世凱的個人威望而非制度，這就是書上所謂的「群龍無首」。故袁世凱一死，中央已不再具備有效控制地方軍隊與財政的能力。
在軍閥筆記中我說過，府院之爭是「北洋」共同體解體的開端，奠定後來混戰格局。黎元洪掌有舊有制度下最高權力，也就代表着「北洋」的理論權力中心，但是他最終敗於段祺瑞，這就公開揭露了「北洋體系內部已經不存在像袁世凱一樣，能夠超越派系利益的掌權者。」
地方督軍們從而意識到北京不再是權威來源，但「北洋」這個組織title 一天存在，北京就是制度意義上的合法權威者。因此，地方軍閥開始了嘗試爭奪北京。
「皖系」其實也可以說是「段系」，本來就是以段祺瑞為核心的派系。段祺瑞是北洋軍嫡系，也是袁世凱高度倚信的軍中將領，先後掌陸軍部、內閣等。早在袁世凱在時，他就提拔了許多舊部、北洋嫡系軍官、安徽人分領各地，這一幫都是皖系。府院之爭過後，皖系正式控制中央，地方軍事力量遍佈各地，加上安福國會操作選舉，皖系大有要掌控整個中國的想法。
正因如此，分辨皖系的勢力最重要就是捉到「北京」。
段祺瑞要控制北京政府，同時又維持他的軍隊、行政體系運作，所需款項很難在國內收得，這時候，日本便粉墨登場了。日本和北洋軍的淵源甚深，日本在中國北方擁有極為直接的地緣與經濟利益，因此也最積極參與貸款、軍事物資供應。早在清末北洋新軍的建設就有與日本軍事合作，採用軍事顧問等，乃至袁世凱上台後需要鉅款簽下「二十一條」，北洋軍依賴外部資金、日本提供資金可以說是慣例。而段祺瑞「掌管中央」後的西原借款，可以說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在外國勢力上說「日本支持皖系」，其實可以理解成日本素來資助着北洋體系，只不過這時的北洋體系由皖系掌控。
然而，我們說過中央是眾派系所爭奪的對象，皖系要掌控全國，其他軍閥怎麼會善罷甘休？段祺瑞的地位只是相對高，但遠遠不足以服眾。在當時有一群軍頭，就是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他們在各自地盤有一定實力，擔心段祺瑞消滅地方督軍、借日本力量建立自己的獨裁政府，開始形成反皖聯盟—— 直系。正所謂共同敵人讓人團結嘛～直系就是這樣一個為了對抗皖系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遠遠不像皖系一樣，早早就組織起來、有明確領袖。事實上，直系以內的曹錕和吳佩孚就一直有微妙的矛盾。這種「對抗」傾向在地圖上也很容易察覺，直系的勢力範圍，主要是直隸、湖北、河南、長江沿線部分區域，我們會發現直系咬着北京，又在其他地方與皖系交錯，絕不是各據一方。二者就這樣糾纏不清～～～
這就是為甚麼，所謂「直隸」理應拱衛京城，但佔有直隸、威脅北京的卻是直系，也是為甚麼混戰期間第一次戰爭是直皖戰爭—— 直系爭奪皖系的中央領袖位置。 直系的制衡性質不僅體現在其組成，在外國勢力上也是，英國、美國資助直系就是典型的外交平衡。日本支持皖系，獲得山東鐵路權等，特別是在金融業也加深了滲透。記得「門戶開放政策」嗎？對美國來說，中國被任何一國獨自佔有都對其不利。因此，直系可以作為對日本擴張的制衡，吸引英美在中國投資其身。
總的來說，理解直系和皖系的權力關係，關鍵就是兩個層次上的「制衡」：
1.直系結成，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抗衡皖系
2.英國、美國支持直系，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抗衡日本
奉系，源遼寧省舊名「奉天」。雖說為軍閥派系命名都用地名，不過奉系可以說是最適合地名命名邏輯的一系了，不為甚麼，因為奉系可以說是準國家形態的一個區域政權。
不同於北洋軍出身的直皖二系，張作霖出身貧苦，崛起要數到義和團期間社會混亂，各地鄉紳成立「團練」，當年他也在鄉紳的幫助下成立一支，收保險費、維持村莊治安。後來，他的團隊先後被清廷和袁世凱招撫，又立軍功等，逐漸稱霸奉天、染指黑龍江、吉林，稱霸東三省。換言之，「奉系」完全就是張作霖的地方王國，進入北洋的中央官僚秩序只是後來的事。奉系的權力結構具有極強個人依附性和地方性，其財政、軍事、任命官僚、外交等都幾乎獨立於關內，與軍頭聯盟的直系、依仗中央權力的皖系都完全不同。
至此，奉系代表東北一角已經不用多加解釋了。而奉系又是怎麼參與到中央權力鬥爭的呢？簡而言之，在實力提升後，張作霖同樣擔心皖系的擴張傾向，故聯合直系，在直皖戰爭中共同擊敗了皖系。後來發生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就是奉系與直系爭奪內閣控制權失敗，終敗走。那麼，為甚麼奉系敗走後沒有像皖系一樣崩潰，還能再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這同樣要回到奉系的本質—— 一個以東北為基礎，向關內投射力量的區域性政權。也就是說，奉系競爭中央控制權，就如出兵攻打另一處，其自身的經濟基礎、軍事基礎仍在，就依然能夠維繫力量。因此，我們都知道軍閥時代直至「東北易幟」才標誌結束，這甚至是張作霖被炸死後的事了！奉系實在是壽命驚人。
那麼，奉系與日本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張作霖一生參與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日本相互交易、接受資助，最後被日本人炸死，實在是複雜非常。說到這裏，其實也足以記住地圖圖表「奉系=日本」了。
延伸一說，日本在東北有南滿鐵路等，利益相關，需要一個能維持東北秩序、避免全面失控的地方強人，以確保其投資安全；而奉系則需要外部資金、軍火來源與工業支持，以維持在東北的軍事優勢。因此，日本和奉系相附相生。但是我們都知道，日本在東北的目標是逐步擴大勢力、控制東北，那麼奉系呢？當然是希望維持自身支配東北的狀態了。因此二者的關係其實張力重重，去到最後張作霖被炸死也不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滇，雲南的簡稱，軍閥唐繼堯本身出過場了：1915年，他與蔡鍔共同通電全國發動護國戰爭，推翻袁世凱的洪憲帝制。西南本身山地廣布，地理上隔絕中原，歷來都是中央較難直接掌控的一部份地區。而唐繼堯也早在辛亥革命時就逐步掌握了雲貴一帶軍事資源，北洋政府對滇系的控制更傾向於象徵式任命，滇系一直都是相對獨立、封閉的一份。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唐繼堯與法國的往來就極為容易想像了。重山阻隔，雲南與中土之間的商業連結相對薄弱，反而還不及與建有滇越鐵路的越南貿易通道實際—— 這種貿易溝通帶來的收益是雙面的，對越南來說也是如此重要。當時，越南是「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份，即是被法國殖民。因此，雲貴的穩定性會大大影響法國利益，滇系就這樣被納入了法國的利益鏈之中，透過鐵路、貿易與邊境秩序維持，滇系與法國「互惠互利」，構成了地圖所見的西南局面。
桂，廣西的簡稱，地圖上說兩廣都屬於桂系。觀察地圖，不難發現廣西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既接近發達的珠江經濟區，又直接連接越南邊境。桂系因此並不像滇系那樣封閉，但也遠遠不會直接爭逐北京政權，甚至說，追求北伐的南方革命軍政權還要近得多呢！陸榮廷名義上歸了北洋政府秩序，但南方勢力的存在亦讓他不時思考全國的權力結構，因此，他的統治屬於典型的地方軍事平衡。即是說，他利用其自身的廣西地方武裝、宗族力量與邊境貿易維持統治之餘，又在北京與南方革命勢力之間反覆調整立場。
其與法國的關聯，也與滇系大差不差—— 透過邊境貿易獲得軍火與財政補充，對法國來說便是換來其維護地方穩定。若論與滇系有甚麼不同，便是依賴性不如滇系強，畢竟廣西的對外連結則更加分散，除了越南還有廣東、珠江流域乃至海上貿易相連，封閉性和雲南不可同日而語。
倘若能夠理解以上內容，相信背下軍閥割據勢力圖和背後的支持國家早已不成問題了，而軍閥混戰時期的四次戰爭我也已經解釋了其三。總的來說，軍閥權力結構大致是一種多極制衡式力量，軍閥之間各懷鬼胎，有核心戰場內互相制約的直、皖，有在旁虎視眈眈的山頭虎奉系，有自成格局的桂系、滇系。
軍閥之間真正的關係從來不是單純的敵我，甚至一個派系內部也有另一重權力結構，彼此之間持續計算、互相利用。今天聯手反皖，明天可能聯奉制直。當視角進一步放大，就會發現這種軍閥格局其實在投射着列強在遠東的利益分布，任何一國扶持一個派系都是權衡利益、局勢、他國勢力後的選擇。
這也正是軍閥混戰看似混亂，卻始終沒有完全失控的原因，他們總是受到地方財政地理條件、派系聯盟與外國利益的限制。沒有任何一方能輕易完成徹底統一，也沒有任何一方願意看到另一方完全崩潰，若一個派系過度擴張，其餘派系便會迅速形成新的平衡聯盟 —— 想深一層，這又何嘗不是有亞當·斯密那隻「看不見的大手」？2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譽為「經濟學之父」或「資本主義之父」。原先用來比喻資本主義完全競爭模式下的市場，如果把看不見的手理解成「無中央設計下，由各自利益追求自然形成秩序」的機制，那麼軍閥時代確實存在某種相似性。
所有人都想成為新的中央，但所有人的存在又阻止了新中央真正出現。
於是，中國成了由無數交易、均勢與利益拼成的權力市場。